重庆打黑,不许律师见被告，看案卷

　　这次重庆严厉打黑，我和全国人民一道欢欣鼓舞，有我近日所写两篇文章为证。

　　在今天看到被告律师周立太声言：“这次办案出现了一些情况：第一，办理本案的律师，不得会见被告。被告人不管犯了什么罪，不管严重到什么程度，他都有委托律师的权利，律师有为他提供法律帮助的权利，有会见权，而在本案中一律不得会见。第二，在审判阶段，所有律师都看不到案卷。第三，所有的案子都是快起诉，快审理。律师看不到案卷，会见不到被告人，如何发挥辩护权？”他还坦言：“现在是21世纪了，不是1983年的严打，更不是完全没有法制的1950、1960年代。我们不但要求实体公正，程序公正也是必要的。”

　　这个情形，让我十分震惊。它至少牵扯到两方面的公正。首先是被告的合法权益。如果被告始终在警方的控制下，如果直到被处死，他都无法和辩护律师自由交流一次，其中可能隐藏多少对他本人不利的风险，稍有头脑的人，都不难想象。比如说，他的很多可能立功的机会，就是交代“保护伞”的情节，就最可能被“贪污”掉。而这被贪污掉的情节，就与公众利益大为相关了。这是第二方面的公正。现在挖出的保护伞，最高级别不过是副厅级的文强，他已经说了：“你们不判我死刑就罢了，要是判了我死刑，没那么便宜，我什么都要说出来，大家就等着一起死吧！”我很担心，他会和他以前的囚犯，或者说今天的同案犯一样，得不到公正的辩护，很可能根本见不到他可以信任的律师，很可能有关当局不愿意让其曝光的话语，根本就到不了阳光下、法庭上。他那些威胁话语，很可能根本无法兑现，也就勿需什么人和他一起去死了。

　　我对西方的制度，是有很多微词。但是在司法制度上，他们发明的无罪推定、律师辩护乃至慎用甚至废除死刑等制度，我都十分欣赏。而且他们的这些制度，已经有相当的刚性。比如，上面周律师说到的，不许律师见被告，看案卷的事情，在西方已经是匪夷所思的事情，在中国好像还是家常便饭。法制法治都到哪里去了？这样办案，能保证公正公平吗？我的确十分地怀疑，很多这类的做法，是为了保护文强的“保护伞”。文强啊，你可要抓住一切可靠的机会，比如见律师，把你知道的事情都说出来。不过我也真担心，你如果所诉非人，会不会从此就会紧急地变成了哑巴或白痴，甚或躲猫猫碰上了狱中的石墙。这样你丧失了立功保命的机会，公众则丧失了知道真相的权利。我们的利益还真连在一起了。因此，现在最重要的事情，是让文强能见到一个有公信力的律师。可是那个“公盟”已经被封，我们还能指靠谁呢？有律师敢站出来吗？我提前向您致敬！

　　我还看到，好些黑社会头目都已经被“判处死刑立即执行”。我还专门去查了一下有关法律。案犯还可上诉，最后还要由最高法院复核，犯人并不可能真被马上处死。但回想到上次上海杨佳案，犯罪嫌疑人，还有其母亲，都是在自始至终没有机会与外界自由交流的情况下，走完了司法程序，最后把许多公众想知道的秘密，带去了天国或另外的谁也不知的地方。

　　公民们，让我们一起要求程序正义，司法公开！我们不愿意只是得到被安排的公平正义，我们希望得到全部的公平正义。如果这个做不到，那就力争更多的公平正义吧。薄先生，人民在背后力挺你，你可不要人民感觉受骗呀！